- Posted by Admin on April 8, 2009
中国人求儿若渴助长儿童拐卖
上图是彭高峰（音）在自家商店门前被拐走的四岁儿子。
中国深圳报道——罪犯们经常在傍晚作案，那时孩子们都在户外玩耍，而他们的父母们都累得无心看管。
邓惠冬（音）只一眨眼的功夫就丢了她九个月大的儿子。在她家门口，一名男子生生将婴儿从他7岁大的姐姐手里夺走。在那双手从车窗里伸出来抢走孩子的过程中，车甚至停也没停一下。
警方利用监控摄像破获过一起诱拐案，在该案中，有人用一块芒果和玩具汽车就拐走了活泼的三岁半男孩孙佐（音）。
彭高峰还在店里忙着买卖，广场上，一名男子抓走了他4岁的儿子，那里还有一群工人正在享受一个春天的傍晚。“我就离开了一会儿，再叫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见了。”彭高峰说。
在中国珠江三角洲拥挤的工业区，这些孩子，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拐走后，他们的父母或者警察再也没能找到他们。但有小道消息宣称，孩子们并没被卖到太远的地方。被拐卖孩子的父母还有一些调查过这些案件的警员说，尽管也有被卖去新加坡、马来西亚 和越南的，大多数男孩都由渴望男丁的当地家庭买了去。
在中国南方农村地区，因为农村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对男丁的需求尤其强烈旺盛，拐卖儿童的买卖也越做越火。
苏庆才是福建山区的一个茶民，去年花3万5千美元买下一个5岁的男孩。他辩解说，“女娃儿就是不如男娃，”他有一个14岁的女儿，但亲生儿子在三个月大的时候死了。“不管你赚多少钱，如果没个儿子，就是不如人家有儿子的。”
养儿防老的老观念，还有女人嫁入夫家的风俗，在现代社会反而加强了：在当代中国，因为缺乏坚实的社会保障系统，很多父母都担心老了会孤苦无依。
问题的严重程度一直备受争议。中国政府坚持认为每年拐卖人口包括妇女和孩子的案子低于2500件，负责拐卖儿童案件的律师却认为数字可能达到几十万。
孙海洋（音）在07年丢了儿子后搜集到一个深圳和附近地区近两年內失踪的2000名儿童的名单。他说，在他名单上的孩子没一个找到的，找起来“简直像大海捞针”。
彭先生为丢失孩子的父母发起了一个特别团体。他说有些女孩被卖去了孤儿院。他们中幸运的往往在养父母交纳约5000美元后被带去美国或者欧洲。那些不走运的，特别是年龄大些的孩子，没什么家庭要，可能会成为妓女或苦工。有些孩子被那些诱拐他们的犯罪团伙逼着在中国主要几个城市乞讨或卖花。“发生在这些孩子们身上的，说起来就难过。”彭先生有些哽咽。
警方的冷漠
三角洲和制造业城镇聚集区挤满了外地务工人员，他们几乎得不到当地警方的任何帮助，非常绝望。每个案子警方都说采取行动前必须等上24小时，后来却又宣布调查的有效时机已经过去。
有几对父母通过机智和毅力拿到了记下拐带全过程的监控录像。然而，即便如此，还是很难让警方行动起来。蔡新倩（音）说，“他们告诉我光看到一张脸没用，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名字。”她从一家商店的监控录像上看到了那个骗走她4岁儿子的女人。“如果我有名字，我自己也能找到她。”
陈凤仪5岁大的儿子在她惠州的公寓楼外面被拐走了。她说她一意识到孩子丢了马上就报了警，“他们告诉我他们马上过来，我就出去等，他们却一直没出现。”
（左图为福建茶农苏庆才和他的妻子，他们收养了一个男孩，结果发现是被人拐来的）
夜里当陈太太不再在街上一遍遍寻找儿子，就和她先生去当地警察局跪了下来。“我们哭着求他们帮忙，”她说，“他们还说，为什么你们要咬住这件事不放？”
很多父母自己动手，在孩子失踪的地方贴上小广告，去农村站在幼儿园门前等着孩子们出来，一个个看。有些开店的人干脆把门面改成了失踪人口展览。彭先生说，“我们花掉了毕生积蓄，我们借钱，只要能找到孩子，我们什么都愿意做。”彭在深圳附近的公明做长途电话的生意。“我们心里就像有个洞，怎么都好不了。”
警方对调查此类案件的敷衍拖延原因很多。拐卖孩子的人经常瞄准那些民工的孩子下手，因为他们是流动人口，可能会怕当地警方，他们的悲痛也没人会好好对待。
更重要的是，中国专制官僚下的警方在打击犯罪、维护那些不太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群上面鲜少口碑。彭先生说，警方甚至不愿意开设一个失踪人口咨询台，因为案件积压会让他们显得没有效率，影响年度津贴。
也有一些例外。在少数几个高效益的案件中，警方会端掉几个贩卖团伙，然后公开发布结果。不过，父母们说，这样的援助仍然极少。
求助于北京
彭先生说，男童拐卖越来越严重，是个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解决的问题。他和其他人已经在争取建立一个儿童DNA数据库，并呼唤加强反贩卖人口法，重罚那些购买孩子的人。“如果政府能发射卫星，抓获间谍，他们也能弄清怎么找到那些失踪儿童，”彭先生说。他协助运营了一个网站，叫做“孩子回家吧”。
一个在北京成立两年的政府机构，打击人口贩卖办公室的主任陈世渠说，儿童拐卖的问题被夸大了。他说，和父母、律师还有一些新闻的说法相反，此类案件一直在减少，尽管他提供不了什么数据支持这一论断。“就是说它们正以每年百分之十的比率下降，”他补充道，如果父母不满意警方的反应，他们应该拨打110，相当于美国的911.
深圳人大代表杨建昌（音）说，他一直试图引起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收效甚微。他说，两年前，一群当地商人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寻找失踪儿童。但审批民间组织建立的政府部门到现在还没有把文件批下来。
杨先生曾给政府送去了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之后，从去年六月开始，他差不多每个月都会给民政部发去一份报告复印件。“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没人关注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希望政府当中有些有良心的人能站出来维护人们的权益。”
对失踪孩子的父母来说，心痛和失望变成了愤怒。去年9月，大约40个家庭聚集到首都呼唤对于被拐卖儿童悲惨遭遇的关注。他们在国家电视台上演了一次短暂的抗议，几分钟之内，大群警察赶来驱散了人群。
买家的难处
在安溪，福建一个绿树葱葱的农村，一些从深圳被拐来的男孩似乎就是卖到了这里。在这儿，人们更关注那些没有儿子的家庭的痛苦。
一个奎斗（音）的店老版甄子宝（音）说，买儿子在这里很普遍，大多数镇子和村子里都能找到被拐卖来的孩子。她和其他乡亲都认为，女儿要是嫁了就得搬去丈夫家住，父母老了就没人照顾了。而且新娘的家里还得准备嫁妆，也造成了经济负担。“如果你只有闺女，你心里就老感觉不对劲。”只有一个11岁儿子的甄太太说，“你会感觉比人家矮了一截。”
尽管很多中国人仍然求子若渴，共产党还是大大减轻了长久以来的性别歧视。在很多主要城市，一般一个家庭就只有一个孩子，许多父母认为他们很高兴能有个女儿而不是儿子。
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包括安溪村，一名第一胎是女儿的当地人是允许生第二个的。尽管如此，要第三个孩子，可能就意味着最高高达5800美元的高额费用和其他一些处罚，包括失去维持生计的工作。
相比之下，买一个男孩只需要付出一半代价，而且如果男孩不需要作为当地一个新生人口登记，政府可能视而不见。有些时候，当地官员甚至鼓励那些特别渴望要儿子的人去买儿子。周秀琴说，在她三个月大的儿子死后，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到她家来安抚她和她丈夫，她丈夫在他们儿子，也就是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就做了结扎。“他说，别伤心，别哭了，总能再买一个。” 周回忆道。
2007年10月，周和她丈夫——茶农苏先生还在为失去儿子伤心，那时他们在代来（音）村一座庙里看到了一个小孩。代来村是山坳一个800人居住的风景如画的小村庄。“那男孩正在吃糖果，很饿的样子，”苏先生回忆说，“身上穿的衣服对他来说都太小了。”跟男孩在一起的男人声称是男孩的父亲。他说他是附近镇上来的，有三个儿子，但急需钱给他妻子治病。“我就问多少钱？”苏先生说。他不种茶的时候就在服装厂长时间工作，非常努力。一番讨价还价，价格从4100美元降到了3500，几小时过后，他们向朋友和家里人借够了钱，就把男孩领回了家。他们给他取名家保，意思是，家里的担保。
他们对新儿子爱得不得了，给他买新衣服，还让女儿从中学退学照顾他。 他们没怎么考虑过家保不懂福建这个地区的方言也不喜欢当地菜这个事实，苏先生说他从来没想到这男孩是拐来的。
去年8月，苏先生才了解真相。四川警方抓捕了卖男孩给他们的那个男人。这人是一个7人团伙里的一员。这团伙总共拐带了11个孩子，镇里卖掉了四个。据警方消息，这人被判了12年徒刑。
得到消息那天这对夫妇刚下班回家，他们的儿子和村里其他三个被拐卖的孩子已经被警方带走。他们伤心欲绝。“我们被骗了，我们被骗了，”苏说，他的妻子正泪如泉涌。
不过，还是有些小小的慰藉。四川一名警察同情他们，帮他们联系了男孩的亲生父母。从此两对父母常保持联系。苏先生说孩子亲生父母没怨恨他们，还感谢他们把孩子照顾得这么好。
孩子的亲生父亲非常感激，他告诉苏他会留意当地有没有家里有两个儿子又太穷养不起的。苏先生说，“他说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找人贩子了。”